清代两淮盐商的“杏坛情”(一)-凯发k8国际唯一

“杏坛”一词出自先秦时庄子的一则寓言。因为孔子喜欢到杏林里讲学，在杏坛上休息，后人便将其作为教育的雅称。

对于“杏坛”，清代两淮盐商无论是修饰文采的“上焉者”，还是声色犬马的“下焉者”，大多情有独钟。伴随着这种文化良知的觉醒和心理情结的释放，一座座书院落成了，一所所社学开办了，斥卤千里的两淮盐区不再是文化的沙漠，也有昌明教化的点点绿洲。

一

清代两淮盐商醇厚的“杏坛情”，除了崇尚“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个理念之外，“商籍”、“灶籍”科举学额的设置可谓是直接诱因。

自隋代兴起的科举制成为学子出人头地的阶梯，以致北宋时的汪洙写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样的箴言。在那个时代，不管是门阀后裔还是寒门学子，均可比量齐观地参与科考。只不过与如今的高考制度相似，考生不但要有正式户籍而且必须到户籍所在地应试，否则视作逃籍、漏籍、冒籍、跨籍而面临取消资格等处罚。

这种门禁制度本意为了防止科考舞弊，但却给两淮盐区学子正常应试带来了诸多不便。侨寓两淮的盐商大多来自安徽、山西、陕西等地，每值春闱秋试，他们的子弟必须跋山涉水赶赴原籍应试，颠沛流离，不堪其劳。更有甚者，从唐至清的漫漫时光中，盐民的户籍大多“不属州县属天子”，要想进入当地官办机构读书，跨进科举考试门槛基本是南柯一梦。

面对这种“边缘化”的科场定位，富可敌国的两淮盐商们怎能噤若寒蝉，隐忍不发？清廷也顾及动关国计的盐税，顺水推舟地给予两淮盐商利益让渡。于是，一种类似定向招生的“商籍”、“灶籍”制度应运而生。占有“商籍”、“灶籍”学额的两淮学子既可以进入扬州府学就读，也可与其他生童一样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

尽管清代中前期只有14名商籍学额、6名灶籍学额可入扬州府学就读，但这毕竟是两淮盐区学子参与科考的“直通车”。面对清王朝的特別眷顾，两淮盐商们怎能按捺住内心的冲动。于是，他们办书院、兴蒙学，举手投足间俨然一副重儒崇教之态。

二

对于重儒崇教，两淮盐商倾注心血最多，投资强度最大的当属莘莘学子荟集的书院。

书院，原本是唐代私人读书治学的场所，到了宋代才成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机构。清初，来自塞外的统治者一度担心书院会成为聚众集徒之所而加以限制，直到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才准许各省在省会兴办书院。但没想到，书院从此如水银泻地般在各地渗发开来，仅清代新建的就多达3868所。

而在两淮大地兴办的书院，许多都饱含着盐商的心血。因为在他们看来，书院是盐区子弟折桂蟾宫的通途，斥资建校，捐田助学，理所当然。

梅花书院，位于扬州新城广储门外，建于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年）。由于年久失修，到清代已是瓦砾片片，榛莽萋萋。雍正十二年（1734年），盐商马曰琯决定独自斥资重建。新建的梅花书院有门舍、门仪各三楹，另辟有大堂和讲堂，仅号舍就有六十四间，其耗资之巨非常人所能承受。

在书院修建上像马曰琯这样一掷千金的两淮盐商并非孤本个例。乾隆年间，两淮总商汪应庚不但捐献五万金重建了扬州府学江甘学宫，而且支助白银两千两添置礼乐祭器，后又以一万三千金购置腴田一千五百亩充作学田。再说盐商汪石公之妻汪氏，她见扬州安定、梅花两书院绌于经费，便出资数万元予以赞助，此举真可谓是巾帼不让须眉。

当然，基于眼界所及和财力所限，更多的两淮盐商更倾向于抱团捐资助学。扬州安定书院就是凭借众盐商所捐七千四百两白银于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年）重修而成；通州盐运分司石港盐场（南通市境内）的文正书院，主要是仰仗当地九个盐场盐商的善款以供学生膏火（津贴）；海州分司的郁州书院，则是由板浦、中正、临兴三个淮北盐场于乾隆十年（１７４５年）联合兴办。创办于乾隆九年（1744年）的大伊山（灌云县）卫公书院，一度入不敷出，惨淡运行，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行盐商人以每盐一包献钱一毫作为膏火费用，才逐渐有了起色。

显而易见，书院的校舍修建、师资延聘直至助学金、奖学金的供给，“必经费有余而后事可经久”，如果仅靠官方拨款和学田收入恐怕只能是杯水车薪，没有两淮盐商的捐助必定难以为继。难怪民国初期倪澄瀛说到：“梅花安定广陵兼，膏火来源总是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