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8-08-13|发布者: 大连盐化集团|栏目：
济南盐场，并非山东济南所属盐场，而是江苏省淮北盐区灌河两岸的灌东盐场与灌西盐场共用的历史称谓。济南盐场虽较淮南十一场及淮北板浦、中正、临兴三场都较晚，但由于它先是由官方直接主办，后由官方倡导商人接办，经营管理采用资本主义制度，在产运销设施建设上另有新创，使得它具有与两淮其它盐场乃至全国盐场不同的一些特点。笔者根据现有资料，摘取济南盐场几个历史片断成此拙文，以飨读者，同时求教。
一、建场时空背景
古老的两淮盐曾有过几次大起大落。史书载清乾隆时淮盐达至极盛，后因腐朽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盐务官僚机构庞大臃肿运转不灵且营私舞弊、帝王乐用淮盐报效捐输侵蚀淮盐商本、各级官吏百般盘剥，加之淮盐税赋超乎其他盐区的沉重，至清嘉道时走向衰落。幸得道光十二年（1832）起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陶澍在淮北盐区发起废引改票盐务改革，十八年后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的陆建瀛在淮南盐区仿效之，淮北淮南先后得以重振。《续修两淮盐法志》言：道光二十四年时，“天下盐务惟两淮最大，而两淮盐务尤以淮南为吃重”，知其时淮南盐产大于淮北。
真是天不独赐其利于一地。清咸同二朝时，太平天国运动兴起，长江航道梗阻。淮南盐斤的运输路径本就溯江而上行销湘、鄂、西、皖四岸引地，是故盐运不通，盐商怯步，如此便失去了自身广阔的市场，致“灶盐无商收买，煎丁有煎无售”（同治朝《淮南盐法纪略》）。客观上看，嘉庆朝后期，由于海岸线变迁，海潮渐退，沙淤成陆，滩涂延伸，淮南盐区卤气趋淡，煎盐亭场及煎盐草荡离海日远，盐产逐年大减。咸丰八年（1858），淮南产盐仅为12万吨。至宣统年间（1909——1911），准南总产额已不足10万吨，衰亡已成定局。两淮盐税，攸关朝廷财收。淮南盐产剧滑盐税锐减，晚清满朝皆惊。晚清朝廷以及后来的民国政府，都有用淮盐之利来偿还洋债、巩固统治政权的主观愿望和客观需求。事实是，远的不说，光绪二十一年（1895）4月17日签订的《马关条约》要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日本侵占我辽东半岛归还我国，还要花3千万白银才能赎回。光绪二十七年（1901）7月25日签订的《辛丑条约》，赔偿八国联军要花9．8亿两白银。延至民国二年（1913）4月22日袁世凯北洋政府与外国银行团达成的所谓善后大借款总额达2500万镑，并以盐税和关税作抵押。这么几大笔巨额的外债靠什么偿还？盐，淮盐，全国盐！如何阻止淮盐衰落，确保朝廷金库盐利不乏，以维持动荡飘摇的晚清王朝，晚清上下众唏不已。
长于史志的晚清人王定安（（1833—1898），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他主编的《续修四库全书?重修两淮盐法志》中说：“盐为海滨自然之利，而产收丰欠则视乎天时，阴雨风潮皆足致患，故淮南容有缺乏之候，往往借运于淮北，以彼所余济此不足。”本《志》记载，至少在乾隆朝时，虽是淮盐鼎盛之期，却已发生淮南借运淮北盐的事实。《志》中记载乾隆十六年、三十三年、五十年、五十一年四次，其后道光朝十五年、同治朝四年，都曾发生过淮南借运淮北盐。
这一回，晚清朝廷不再只是考虑借运淮北盐，因为借运只是调剂余缺的权宜之计，并非是盐量的增加。从长计议，只有着实扩大淮盐的生产，尤其是淮北盐成本低获利厚、盐色盐味最佳，必须尽早扩产，以应付巨额外债和人户日繁相应而来的民食剧增及庞大的军费开支。
二、清末民初济南场建竣
唐宋明清各朝都对盐官有业绩考核，经营盐的业绩好差，决定盐官是否提拔、重用、奖赏、降级、开革、查究等。面对淮南衰亡可能陷两淮盐重创之危局，身为晚清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的清末大臣端方（1861——1911），当然更关注淮南之产缺如何在淮北得以补偿。经反复查考对比形成向皇帝的条奏：淮南盐向用煎法，成本远高于淮北晒盐。而其时江苏沿海从埒子口向东南尚有很长海岸线未经开发，可以仿效淮北盐区现有池滩模式开发大量产盐池滩，以其产量弥补淮南盐产之减数，且成本等同于当时低成本的淮北板浦、中正、临兴三盐场，比之淮南煎盐，朝廷获利犹厚。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端方经奏请皇帝批准，拨借库款，在海州丰乐镇（现连云港市灌云县洋桥镇）西和五图河东一带海滩上，铺设产盐池滩40份，开了济南场建场之首。因是为接济淮南销售，是故取名为“济南场”，设场治于海州板浦镇。端方之意，先由政府开发，做个范例，以吸引商人投资续为大量开发，适时再将政府投资开发的池滩转让于商。后该处池滩果由同德昌公司与大阜公司分别收购。1908年，海州直隶州州丞汪鲁门和扬州大生钱庄老板、淮南盐商叶瀚甫等集资42万吊，在淮北埒子口苇荡左营以东建圩18条（即大德头圩至十八圩。其中大德头圩1939年海啸时被毁），铺滩168份，定名为同德昌制盐公司。其名源于当时此地为萑苻不靖，群盗如毛，汪、叶吸纳游民之首领陈某到公司任职，以作安抚，使游民归顺，“同德昌”即大家同心协力必致公司旺盛民众富裕之吉意，打开了生产局面。该公司后改名为大德制盐公司，公司设于大德7圩。此圩一口老井，水裕不竭，甘甜清洌，至今犹在。清宣统元年（1909），很受端方总督提携的清末民初有海内盐务名宿美誉的张謇，时任南通通海垦牧公司总经理并被推举为江苏咨议局议长，以通海垦牧公司名义发起集资30万吊，委托为其打理通如食盐（牌号大咸）业务的徐静仁，在淮北埒子河口东建圩10条，铺滩80份，名大阜公司。次年至民国初元（1912），徐又投资15万吊，在紧邻大阜公司南建圩6条，铺滩40份，名大有晋公司。因其后公济公司又贴在大有晋公司东铺滩，民国三年（1914）已任北洋政府工商总长的张謇与徐静仁仍看中灌河两岸黄海滩涂是个铺滩产盐的好地方，又续投15万吊在灌河东为大有晋公司再建圩6条，铺滩40份。几乎在大有晋灌河西建圩同时，做过淮南盐场大使后升任两淮盐运使幕僚、熟悉盐政法例的陆费颂陔，应官方集资于淮北建圩铺滩号召，联合淮南盐商周扶九、萧云甫及任周、萧合办钱庄经理毕儒臣，先后集资达50万吊，靠大有晋公司灌河西6条圩子南，近燕尾港处，建圩24条，铺滩192份，成立了公济制盐公司，公司驻地后称为公济二圩。现江苏金桥盐化集团灌西盐场场部公济二圩仍有当时公济公司宅院遗在。同在民国三年（1914），黄伯雨、李梅隐投资120万吊，在灌河西岸建圩4条，铺滩32份（于1933年转让于大德公司，如此大德公司名下有盐圩22条）；在灌河东岸建圩40条，铺滩320份，成立大源制盐公司。吴沛生、陈向辰投资48万吊，挨着大源公司灌河东圩滩南建圩20条，铺滩160份，成立裕通制盐公司；朱幼鸿投资50万吊，又挨着裕通圩滩南建圩20条，铺滩160份，成立庆日新制盐公司。延至此时，济南场七个公司全部建立。
端方最初集资所建的海州丰乐镇西40份产盐池滩，终不敌海水侵灌，损毁于其后不久。后来于清末建成的同德昌、大阜两公司，及民初建成的大有晋、公济、大源、裕通、庆日新五公司，共七个公司，统称为济南场。据现有史料推断，可能是因起始于端方淮北建圩铺滩，故沿用了已损毁无踪的海州丰乐镇西原始的济南场场名。
济南场七公司共投资370万吊建成的盐滩，后定型共有145条圩子、1160份晒盐池滩，分布在黄海边60公里长的海岸线上，占有面积297。84平方公里，分属灌云县、涟水县，场署原设在灌云县板浦镇，后迁到涟水县陈家港。当时淮北盐区板浦、中正、临兴3场池滩共1954份，合并淮北晒盐池滩共达3114份。济南盐场的建成，为淮北盐区最终成为两淮盐区主体奠定了牢不可破的基础。
三、建坨与海运开两淮先河
按盐务署安排，济南场盐斤都由七公司自己负责运到仪征盐浦销售。后因通往仪征盐浦的河道日渐淤塞，河运愈发艰难。此时，七公司中有远见的公司着手海河并运了。1916年，公济公司就在燕尾港建筑盐坨2880平方米，堆廪36条，可储盐5万吨。同时花费8万元在海边建成一木质码头，以停靠海轮，并在距岸不远的开山岛上设报潮标和灯桩，在对岸小东港设有导航标，以保海运安全。还备小型机船一只，专为大轮进出港领航。1919年购置一艘2000吨级轮船运输本公司盐斤。到1929年11月，公济公司又对原码头进行改造，改木质一字型码头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t”型码头，可泊3000吨海轮，使燕尾港最早成为淮北盐区盐斤海河联运集散地和出口口岸。
1917年，大源公司在灌河西的4条圩子所产之盐，大德公司在海州灌云县洋桥镇所设盐坨堆存的每年1200吨盐斤，均借用燕尾港公济公司码头海轮外运销售。这一年，大源公司购进小轮船装盐海运。以后，其他公司竞相仿效，单只轮船吨位增至2000吨。1918年时，大源公司在陈家港开支3。4万元自建码头，本公司盐斤全部实现海运。1919年，大德、大阜、大有晋三公司在灌河口北岸的堆沟港合资3。8万元，建成3000吨级德阜晋运盐码头。该码头全部为钢筋混凝土结构，附设可堆存5000吨盐斤的坨地，并置铁轨车从坨地载盐包上码头装船，成为当时盐区首创。1920年，裕通、庆日新两公司仿效德阜晋合资建码头做法，集资3。9万元在陈家港建成裕庆码头，同步附建了盐坨。大有晋公司因其在灌河东还有本公司半壁江山，6条圩子40份盐池，在1919年参与集资建成德阜晋码头后，又于次年独资6。4万元在灌河东岸蟒牛港建成运盐专用码头，结构为木质与混凝土结合。至此，济南盐场七公司均有了独资或集资合用的运盐码头。1925年，济南场海运盐斤到扬州仪征盐栈，改散装为麻袋筑包成为时尚，盐务署令在各盐区推广。
1928年，国民政府召开盐务会议讨论决定，政府于次年安排淮北建官坨资金100万元，从淮北板、中、临、济四场盐价中，以建坨费名义征收。因济南场产量大，所安排的坨容均大于淮北其他场，其中陈家港坨容420万担，燕尾港135万担，堆沟港250。05万担。码头和坨地建设及轮船购置，都为济南场盐斤运往销区提供了更加快捷的硬件保证。这些码头和坨地，有的一直被修缮、改造、扩展，使用到现在。
其实，济南场不仅是建坨与海运开两淮盐区先河，还有在盐品开发上，在发电和面粉两厂建设上，以及后边将叙述到的引进先进生产机械等项目上，都要领先于淮北其他盐场。1912年，公济公司在燕尾港成立了“乐群”牙盐公司，生产精盐，比范旭东在板浦场创办久大精盐公司要早两年。1924年3月国民政府盐务总署还派技师到乐群公司传授制造技术。由日寇扶植起来的伪维新政府财政部长周佛海题字的《民国三十年份海州区盐务年报》，在述及民国二十八年海啸造成淮北盐区损失中，还统计到乐群公司被海水淌消的乐群公司精盐2500担。还是在1912年，公济公司在燕尾港建立了小型发电厂、面粉厂。而新浦则在1920年才有发电厂诞生，连云港市区有文字记载的面粉厂也都在1941年后才有。很可惜济南场盐商所办的精盐公司、发电厂、面粉厂，都没能与盐业生产同样地发展起来，在历史的长河中，悄无声息地归于无形。
四、新型生产关系刺激了济南场的生产和销售
济南场建场担纲人端方、张謇都对资本主义多有了解。端方曾于1905年考察过英、法等欧洲十国。特别是张謇还对西方企业管理套路很为熟悉并早有实践。端方起始、张謇接力而建成的济南盐场，仿效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方式，七公司开发商就是资本家，产盐灶民和各级管理人员都是打工者。七公司都实行股份制投资、分红方法，有比较完善的公司章程，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设董事长、常务董事，监事会设主席、监事。由董事会推举总经理或经理，定期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对产盐灶民实行按产盐灶丁人数发放灶粮制为基础，加以按产量发放“担头费”的分配方法，相当于现在的基本工资加奖金。其经营机制完全不同于、先进于两淮盐区其他各场。济南场的创新无疑要带来巨大的收益。有资料载，济南场全部建成达产后，前10年间年产海盐400——600万担，平均不低于450万担，以一场之产超过淮南盐区总产量，占两淮盐产5——7成，占全国盐产1成。1931年8月，大源、裕通、庆日新三公司集资30万元，从美国引进动力机械，在陈家港成立“源裕庆”吸水机厂，率先在淮北盐区采用吸水机纳潮，提高了生产效率。《淮盐纪要》作者林振翰统计，1922——1926年，淮北板浦、中正、临兴、济南四场5年总产7827853担，占两淮总额8816415担的88。79%，而济南场为4414012担，占淮北总额之56。39%。据出版于1948年的《淮北盐务纪要》和日人所著《中华盐业概要》统计，1924——1947年济南场共产盐斤3223500吨（缺少1937、1938年数据）。可惜的是，其中日寇统治淮北盐区七年中，济南场与淮北其他各场一样，产量仅达半数。解放后，济南场虽经建制调整，分分合合，但原济南场范围所产盐斤仍不失为两淮盐区之最。据济南场划分为灌东盐场与灌西盐场后两场场志所载统计，1949——2003年，两场共产盐斤23897669吨。建国前，质量管理采取“灌池池板重压，进池卤水要澄，刳盐要加温卤，收盐先要上埝，上廪驳运要分色”，济南场盐斤长期保有“色白、粒大、味鲜”之品位。解放后，灌东、灌西两场与两淮盐区各个盐场一样，不断改进和采用生产新工艺，多次获得省优部优产品称号。
济南场以股份合作的模式，在当时淮北盐区乃至全国盐区都具有企业组织形式先进性和经营管理方式示范性，七公司生产力受到了强大刺激，开局10年产销两旺。济南场的强大生产力和高额产能，提振了两淮声威和商灶士气，也给政府打了气壮了胆，对政府的盐政政策和策略都产生了积极影响。1914年2月，民国政府盐务署令：鉴于淮南盐区产能下降和成本倚高不下，通泰盐场（淮南盐区）产额，年递减二成，五年减尽、终产。1915年，盐务暑核定济南场七公司与淮南各场，每年各在淮南引地（鄂、湘、西、皖四省）销盐25万引（每引实重400斤）。1922——1923年，淮南盐产更为短绌，盐务署再次核定，配销皖南盐斤45000引中，全由淮北盐场承运承销，其中济南场35000引，板浦、中正、临兴三场共1万引。淮南食岸（江宁、扬州、通州、淮安、阜宁、盐城）所需之盐，亦由济南场与板、中、临三场按7：2比例配销。1923年夏，鄂西缺盐，盐务署正式核准，轮运济南场盐济销，每担价上限为7两银。因济南场盐产长期持高，后又几经盐务署安排接济淮南之销，发展到几乎尽夺淮南销区而代之。抗战期间，济南场产量锐减，且盐斤大多被日寇掠夺。解放战争期间，我军从堆沟港、陈家港、燕尾港抢运济南场盐4万吨左右，以济解放区之财政，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五、与革命战争有关联的几个史实
老灶民为新四军铺滩。民国二十八年农历七月十六日（1939年8月30日），特大海啸袭击了淮北盐区，济南盐场淹死灶民1600余人，灶房大都倒塌，存盐全部淌化，晒盐池滩尽毁，嗣后爆发的霍乱又死亡灶民300余人。幸存的济南场灶民失家失业，无以为生，大都举家外逃，有3000余人逃到了新四军控制的苏中解放区。1940年，新四军和苏中抗日民主政府为安置逃亡来此的难民，也为了解决军需民食，利用阜宁北部海滩，筑圩铺滩晒制海盐。济南场逃来的老灶民顾开金、乔玉生等率先铺了两份八卦滩，晒制海盐，得到了抗日民主政府的扶持，取名为裕隆（过去有误为裕华）制盐公司。抗日民主政府号召“发展生产（淮盐）、保障供给、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一下子吸引了裕民、裕成、裕丰、裕淮、裕源等公司第二年就争相来此投资，建造盐滩生产淮盐。1942年，抗日武装力量和抗日民主政府也出资建滩晒盐，有苏皖边区五地委、两淮盐务管理局、华中财委、阜东县优抗会、新四军3师、阜东县独立团等。这一地域的盐滩后来发展成建国后的江苏八大盐场之一的新滩盐场。
资助我党和平谈判。1946年5月3日，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周恩来、董必武率领的我党和平谈判代表团100多人同日由重庆亦到南京，住入梅园新村。那是一场非常艰难的谈判。虽曾迫使蒋介石当年6月6日下达东北的停战命令，为我军中原部队战略转移赢得了时间，但终因国民党反动派一心灭共，而致内战爆发。为了资助我党代表团，中华救济总署名誉主席宋庆龄通过关系，利用美军登陆艇，以救济总署名义，于1946年8月，到我军控制的苏北堆沟港，装运济南场盐斤3万担，按当时通用的法币价值达7亿元。此盐运到国统区销售，全部收入作为我党代表团驻南京办事处的活动经费。此次政治任务在当时是秘密进行的。
淮北盐区最先收复的盐场。抗战期间，新四军为了阻止日寇掠夺济南场盐斤，筹措抗日资金，于1943年5月4日，由新四军三师副师长兼八旅旅长张爱萍直接指挥，一举收复被日顽统治下的陈家港镇。此次战斗，除俘获顽伪大队长以下官兵435人，缴获迫击炮、掷弹筒、轻机枪、长短枪等轻重武器410件和子弹3。7万发等军用物品外，还缴获济南场存坨待运盐斤48万担。济南盐场盐量为两淮之冠，所以，解放战争时期济南场亦即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拉锯战不时而起。盐场人民记忆最深刻的是，日寇投降后，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十二纵八十六团于1945年9月18日进驻接管了济南场，9月20日抵达中正场的张圩坨之后，即受到国民党军队的阻拦。1946年2月9日，国民党政府通过北平军事调解执行部的美方代表向中共提出，“迅速将盐场一律交还（国民党）苏北盐务管理局接管”，在军事调解执行部的周恩来、叶剑英予以严词拒绝。为了最后解放济南场人民，保护济南场盐斤，在此后的拉锯战中，我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1951年经华北军政委员会和苏北行政公署批准，当年10月在陈家港建成了淮北盐场人民烈士纪念塔，有43位革命烈士长眠于此，其中大多是解放战争时期在济南场土地上与敌战斗中光荣献身的。